有种说法是“80后”的职场人是“草莓族”，意为脆弱、自我，经不起挫折，经常动辄离职跳槽。我无意为自己也所属其中的这个已经被符号化的群体辩护，但毫无疑问，“我是革命螺丝钉，哪里需要哪里拧”，“我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的时代早已过去了。
       做学生的时候，我曾无数次想象自己工作的情景，幻想挥汗如雨，幻想日以继夜，幻想冲锋陷阵，幻想辛苦并充实着的幸福感觉。或许实在是读了太多年书，对职场向往到不行，对校园厌倦到极致。

       于是真的工作了之后，又落入围城。早班的睡眠极度不足把我变成与朋友作息完全相反的“早猫子”，每天一到傍晚就哈欠连天，根本不可能在六七点大多数朋友下班的正常时段去玩去逛去说去笑。独居市中心的蜗居使我有如上世纪20年代的上海女子，性格在一年半之间似乎完全颠覆，安静过头，忧郁过头。于是“宅”到极端，开始厌恶出门，生活从曾经的无比充实快乐丰富多彩变成由床头的书、电视机、越洋电话组成的灰白两色。

       当终于从长久的忧郁、踌躇、徘徊、矛盾中惊醒，彻底为自己的人生和两个人的未来做出要改变的决定的时候，内心十分轻松，认真写了一封farewell letter。于是，两年后，要离开广电大厦了。五年后，要离开上海了。
       受宠若惊的是，一直十分敬佩的恩师、领导很真诚地挽留。问我，如果是要解决和爱人两地分居的问题，愿意不愿意考虑到第一财经的北京、深圳、香港记者站任职？甚至告诉我如果愿意去深圳的话可以担当负责人的角色，为一方疆土的发展、进步做出努力和改变，拥有一份管理的责任和平台。

      真的感动了。在一年多以来话语越来越少的我，周围的声音也越来越少的我的心底，突然很想流泪。看着老师的眼神，我说我考虑一天。
      那一天，感慨万千。人的痛苦无非只有两类，面临选择和别无选择。看似矫情，却是事实，并且无论处于这两种的任何一种之中都会不知足地幻想自己如果处于另一种境地该多好。

      我扪心自问，究竟希望在职场中获得什么？答案自始至终地清晰——快乐、收获、成就感、理想的实现。陡然发觉，金钱和位阶排得如此靠后。并不是不爱名利，并不是不喜欢升迁，只是很怕孤独，很怕忧郁。快乐，只想要自己能够快乐，自己在乎的人能够快乐。如果我们付出这么多、改变那么多，争取在一起的机会，又何必为了其他并不能使自己快乐的诱惑去选择南辕北辙呢？

      tom跟我说，last minute offer不要接受，后患无穷，何必让自己后悔呢？于是微笑，下定决心。但是依然很感恩，我想我很幸运，已经很幸运了。

      于是我在上海的日子清晰可数了。开始给每一个朋友写群信，开始想有哪些心愿是一直想做而没有做的。广州，四年的缘分在五年之后又将续写。南方台，我的职场第二站。我充满信心，我也充满快乐。因为今后的路，终于可以两个人相伴，也因为今后的路，终于可以向我的理想不断靠近。